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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瓷器为何受到全世界关注
2012-12-20 17:38:54   来源:新浪博客   点击:

元代瓷器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除了元代瓷器本身蕴含的开拓性和原创的艺术性而外,其根本原因是源于对蒙元帝国神秘的历史和帝国文化,也源于对蒙元帝国如此强大的“敬畏”和“尊重”。

  

  大维德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花瓶 来自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元朝,公元1351年。

  这对花瓶是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元代标志性青花瓷瓶。铭文记录着,公元1351年一位来自玉山县名叫张文进的信徒将这一对花瓶赠送给位于星源(现在的婺源县)的一间道观。玉山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距离景德镇东南部120公里。这段铭文证明了早在公元1351年青花瓷就已在景德镇成熟生产。民国时期流失英国伦敦,被大威德爵士先后收藏。

  元代瓷器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除了元代瓷器本身蕴含的开拓性和原创的艺术性而外,其根本原因是源于对蒙元帝国神秘的历史和帝国文化,也源于对蒙元帝国如此强大的“敬畏”和“尊重”。国内有些汉民族历史学者狭隘的以为蒙古史研究是禁区,甚至有些人试图要把蒙古史从中国的历史中割裂出去。其实这些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没有具备真正的历史观来看待问题。自明代中晚期以来,正因为存在这种狭隘的历史观,才导致元代历史和元代文化艺术品一度被历史埋没,很多史料被人为“遗失”和“抛弃”。尤其元代瓷器自明代初期至民国初期的数百年间,很少有明确的记载,即便有记载都少非常有限度的。

  民国时期北京智化寺流出来的一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被人拿到北京琉璃厂古玩重地,因为当时人们对元代瓷器的陌生和无知,竟然普遍认为元代根本没有青花瓷器,一定是当时的臆造赝品,无奈之下最终流失到英国伦敦,被收藏家大威德廉价收藏。这种无知还不仅仅于此,自民国30年代以来到50年代初期,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元代瓷器研究者和收藏家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各地偷偷的搜集元代瓷器(元青花)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学者和收藏还浑然不知。从1914年斯坦因从黑水城收集元代标本开始,到50年代初期的近40年当中,欧美对元代瓷器的研究和收藏相比生产元代瓷器的中国而言,可谓是旁若无人的成就了元代瓷器的“收藏伟业”。

  面对这些,我国学者们在尊重和羡慕的同时,也确实感到羞愧。尽管我们先前的学者和收藏家们没有重视蒙古历史和蒙元陶瓷发展的研究,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蒙元陶瓷的研究仍然处于停顿状态(老一辈陶瓷学家陈万里、冯先明曾做过初步研究,但没有形成气候),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巨大的损失。长期以来,我们不承认蒙元历史事实,那只能理解成为在那段历史时期某个民族亡国了,到情愿不被承认,也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会对自己的文化大肆宣扬,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而无视别的民族的文化。比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前在大陆一直是禁书,为什么?归根结底是因为触碰了某些伤疤。我们要知道,不懂自省的民族、不懂反思的民族、不懂得研究历史和直面历史的民族,其文化如何进步呢?这肯定是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而已。所以,研究蒙古历史是世界历史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不研究蒙古,因为蒙古史就是世界史。每一个古陶瓷学家都不能不研究元代瓷器,因为元代陶瓷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和转折点,元代陶瓷为明清以后,乃至整个世界陶瓷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都没有脱离元代瓷器所笼罩的影子。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国家的学者为什么很早就重视元代瓷器的研究呢?

  这其实还得要从西方18世纪以来许多国家从对蒙元历史的研究开始。早在18 世纪30 年代法国学者就对回鹘历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古比尔(R. P. Goubil)于1739 年出版了与回鹘史有关的《蒙古史》。接着德京涅(J. Deguinges)发表了《匈奴和突厥起源考》和四大卷的《匈奴、突厥、蒙古通史》。20 年后维斯德娄(C.Visdelou)出版了《靼鞑史》。关于这类用法文写的书还有杜哈德(Du Halde)的《中华帝国和中国靼鞑地区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和自然概况》等。19世纪,随着英国帝国的崛起,英国对蒙元史的研究,后来居上。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更是不竭余力,并取得辉煌的成就。西方人历来尊重和敬畏强者,西方人对强者的历史、文化艺术会不竭余力的研究,并保持强大的激情进行探索。这从西方社会很早研究蒙古史就能体现。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在《细说元朝》的《自序》中便说到:“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可见元朝在灿烂的中华文明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伟大的朝代和伟大的君王。这些历代王朝和君主,无论好与坏,他们的历史都是我们灿烂文明的巨大财富。而我们要讲的则是这些财富中最具特色的、最大疆域的、最具强悍姿态的、最富有神秘色彩的、最有争议的、最让欧洲人惧怕和敬畏的……拥有太多之最的超级帝国——蒙元帝国。

  我们先看看别人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是如何评价认识的。这对我们客观认识蒙古帝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侵略和杀戮是一种罪过,但它不是原罪。先不说丛林法则,被侵略者的软弱和不图自强、被侵略者的贪腐享乐和人心涣散才是原罪。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一旦不思进取,不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联盟,必然会被吃掉。我们先看看如下对蒙元帝国和缔造者正面和负面的评价:

  耶律楚材在诗中赞叹成吉思汗:“天兵饮马西河上,欲使西戎献驯象。旌旗蔽空尘涨天,壮士如虹气千丈。秦王汉武称兵穷,拍手一笑儿戏同。”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评价是:“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

  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明太祖实录》卷十五);如予者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内外,殊方异类,尽为土强,亘古所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评价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他们,出现于文明化了时代的野蛮人,在几年之内突然把罗马世界、波斯世界和中国世界变成了一堆废墟。”

  普希金描述成吉思汗入侵时说:“蒙古人征服俄罗斯以后,除了肆无忌惮的攫取和破坏,既没有给予我们代数,也没有给予我们亚里斯多德。”

  毛泽东对成吉思汗的评价: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

  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价,“成吉思汗是拉近世界距离最伟大的人。成吉思汗极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集于一身。”

  刘乐土在《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给予成吉思汗极高度的评价:“铁木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组织家暨军事家之一,他在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光辉成就,在二十世纪之前,很少人可跟他媲美。铁木真胸襟开阔,气度恢宏,他用深得人心的公正态度统御他那每天都在膨胀的帝国,高度智慧使他发挥出高度的才能。”

  鉴于这些评价和认识让我们明白,欧美国家、俄国、日本等国家为什么热衷于研究蒙元帝国了(这里所指蒙元帝国是指:蒙古帝国—元朝帝国两个时期)。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的深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自然结果和结论自然也有所不同。但无论怎样,蒙元历史的研究和它相关联的所有艺术品的研究,是世界性的一个长期热点。人们看待历史,最终要看他们给我们留下什么,带来怎样的益处和反思的教训。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历史问题,我们就会认清我们自己。

  如果文物艺术品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载体,那么元代瓷器作为蒙元帝国的艺术品之一,必然随着世界对蒙元帝国的研究而收藏研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蒙元的艺术品甚至超越的艺术本身,成为一种普遍看重的世界文化现象。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文物艺术品中唯一的文化现象。世界关注元代瓷器(元代钧窑瓷、元代磁州窑瓷、元代官(哥)瓷、元代龙泉瓷、元青花、釉里红、蓝釉、影青瓷贴塑瓷为代表)并不是这些艺术品的美学价值和工艺价值就超越中国其他艺术品,但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其备受亲昵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青花并非2005年鬼谷下山罐拍卖了数亿元,人们看到它的经济收藏价值。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交易的元青花瓷器价格就很高。也就是在波普的两部著作还没有出版之前,元青花瓷器的价格达到百到数千英镑(1927年-1950年)。这期间元代瓷器在欧美为什吗这样疯狂?主要是法、英、美、俄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和印度都在研究蒙古历史,而且是热火朝天。中国错过了分享这些蒙古历史研究成果和在国内收藏元代瓷器的机会,国内战争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很多历史学者和陶瓷研究学者缺乏民族长远利益的考虑。

  今天我们对元代瓷器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不晚,因为很多元代瓷器的物证和史料发现,预示着中国对元代瓷器的研究,将是具有核心意义的,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只要我们认识到元代瓷器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些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希望我们更多的学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抛除一切杂念,为历史负责,为民族利益负责。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民族历史和民族利益是我们学者永远追求不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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