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蔡一鸣先生访谈:清玩者毋庸认真
2012-07-06 10:08:26   来源:《收藏》杂志   点击:

蔡一鸣,1928年11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德清县。曾任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清玩雅集”创会会长。中华文物学会和清玩雅集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收藏家社团,其成员都是声名显赫的企业家。


蔡一鸣先生近影

蔡一鸣先生近影 

  蔡一鸣,1928年11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德清县。曾任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清玩雅集”创会会长。中华文物学会和清玩雅集是台湾最负盛名的收藏家社团,其成员都是声名显赫的企业家。蔡先生的收藏资历逾30年。其以家族的“乐山堂”为堂号,早年专注收藏历代名瓷,后来又倾心古代及现代书画。出版有《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收录所藏精品。2010年9月,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委派刁明芳、林美姿、李伟麟(以下简称“采访者”)对蔡一鸣先生进行了采访,现在让我们一起分享蔡先生传奇的收藏经历,以及他对艺术品收藏的独到见解。

  采访者:您喜爱上收藏,有什么机缘吗?

  蔡一鸣: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很多同学的父亲或祖父都是收藏家,我从小就看过许多珍贵的古董和字画,只是那时对那些红红绿绿的花瓶和碗并不太了解。当年上海的大收藏家、后来香港“敏求精舍”的创办人胡惠春就是我同学的大哥,我以前常去他家里玩,胡惠春把贵重的古董放在会客室和书房里,所以那时,他并不准我们进这两个地方玩,怕我们把古董碰坏,但我还是见过他不少的收藏品。

  另外一位我眼中真正的收藏家,是我同学邻居的祖父,他是创办庆云银楼的郭老先生。那时他年纪已经大了,身体很不好,成天躺在床上,但只要听到古董商拿好东西来,他马上就会起床,高兴地和古董商讨论。当时我所见的上海收藏家几乎都是只收不卖的。新中国成立后,大环境变了,收藏的观念也跟着改变。那时我对古董收藏还懵懵懂懂,后来在香港看了拍卖会的预展,才发现那些古董和我小时候见过的东西都很像,从此引发了收藏的兴趣。

  采访者:您是何时开始自己的收藏的呢?

  蔡一鸣:我是1979年开始收藏的,第一件藏品是在香港买的。我虽住在台湾,但没在台湾买古董,主要是当时台湾并不时兴收藏古董。为什么呢?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了50年,日本人不可能留中国人的古董,所以台湾本身没有中国的古董。直到1949年,国民党由大陆撤退,很多人跟着搬迁过来,也陆续带过来一些古董,但这些古董后来多半被卖到国外去了。当时香港最大的中国古董买家是本地收藏家以及日本人,从1970年之后的十多年,日本人挟着雄厚的财力,买走了很多重要的瓷器。一直到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是1988年以后,股市上了万点,有钱人多了,台湾地区收藏古董的风气才慢慢浓厚起来。

  1960年前后,我从事贸易,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所以每个月都要到香港出差,每次都住在办公室附近的文华酒店。那时,苏富比(微博)和以后的佳士得的拍卖会都在文华酒店举办,我没事时就跑去瞧瞧,看着预展的东西觉得很眼熟,因为小时候都见过。我大约看了三年,才开始进场。买的第一件是瓷器,因为那时在拍卖市场上最被看重的就是瓷器,在香港拍卖的文物也以瓷器居多。我涉足收藏的初期,从古董商那里买的古董比较多,交了不少“学费”之后,觉得通过拍卖公司交易比较安全。当时香港的拍卖公司是很严谨的,如果买到不对的东西是可以要求退钱的,因此对于古董的真实性及其年代,都比较值得信赖。

  早期我收藏的多半是明清时期的瓷器。现在“乐山堂”所收藏的瓷器中,有一只明朝万历年间的紫地黄龙碗,全球有记录的不超过4个;另一件明朝正德年间的绿龙纹碗,更是孤品,都很珍贵。

  采访者:能讲讲您收藏的第一件字画吗?

  蔡一鸣:1981年,我买了第一件字画。那时候拍卖市场根本不重视字画,因为外国人看不懂,所以字画的拍卖目录只有薄薄的几页,连风都吹得起来,哪像现在每一本都重得我搬不动。我为什么买书画呢?说起来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当时我只买瓷器,瓷器的价格贵得厉害,但在香港的拍卖市场上,张大千的画却很便宜。举例来说,张大千画的一幅《龙女礼佛图》起标价4万港元,但同本拍卖目录上徐悲鸿画的马,起标价却要3.5万港元。那时港元很值钱,1块钱港元可以换台币将近9块钱,如果2万港元就将近是台币20万元。而那时候台湾大安区敦化南路的大楼,房价每平方米才4万元台币左右。那次,我看中了那张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因为非常喜欢,就决定用买瓷器的概念去标,出价比较高,它起标价4万港元,我跟另外一位菲律宾华侨抢标,结果以11万港元标得,再加上1.1万港元的佣金,总成交价就是12.1万港元。当时,中国书画还没有拍出过那么高的价格。拍卖结束后,立刻有很多记者过来要采访我,考虑到台湾当时还有外汇管制,我不能说自己是台湾来的,而且我也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也不能说自己是香港人,于是灵机一动,就说自己是打新加坡来的,后来报纸都报道说是一位新加坡华侨出高价买了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这是我买的第一张张大千的画。

  《龙女礼佛图》是张大千20世纪40年代远赴敦煌,在莫高窟临摹唐人原作的精品,工笔画得极好,不论是脸部、手部还是衣饰的线条,都充满流动性,而且用色秾丽,尤其那红色真是漂亮。

  买到这张画之后,我订了上午10点的航班返台。在飞机上碰到一位收藏家,他问我是不是买下了张大千那张画。我说是,他就说:“那是假的,你怎么会去买?张大千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鲜艳的红色,所以那张画不可能是张大千的真品。”我听了心里头很不舒服,回到办公室时还不到下午1点钟,我就打电话给同事的太太,当时她在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的书画处工作,请她帮我约张大千先生,我想跟他当面求证。这位太太联络了同在故宫书画处工作的张大千的小女儿,得知张大千下午休息到3点半才会起身,于是,我准时到故宫对面的“摩耶精舍”拜访他。我抵达时,张大千已经在等我了,他问我,《龙女礼佛》是你买的吗?那时他已经看到了报纸的报道,看到拍出高价,非常开心。因为当时,张大千的画在台湾卖得很好,受欢迎的程度到了画商必须先付钱预订,而张大千何时可以画完,何时可以拿到画,画商并不能确定。可是张大千的作品在香港的拍卖价格却一直起不来。因此,我用高价在香港买了他的画,他很开心,就问我收了他几张画,因为很多人是抱着收集的心理一张张去买,但我却是一张他的画都没有,就出了高价购买,这令他更高兴了。

  我问他《龙女礼佛》是不是他画的,张大千给了肯定的答案。至于画龙女使用的鲜艳红色,他解释说是用矿石磨出来的颜色,从他去敦煌临摹开始,一直到1949年以前,他都是用这种颜色。但后来离开大陆就不用了,因为从前都是学生帮他磨矿石,从大陆出来后没有学生在身边,随着年纪增长,自己也磨不动了,所以很久没有再使用这种颜色了。

  当日为了佐证《龙女礼佛》的用色,张大千还拿出了一幅《红衣大士》给我看,这幅画在帆布上的观音大士,身上穿的红衣正和《龙女礼佛》的红色一样艳。两幅画的创作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张大千很喜欢《红衣大士》这张画,他画好后,没有题款,显示他不想卖,而且也从不示人。因为我高价标得了《龙女礼佛图》,给他捧场,他很高兴才拿出来给我看。

  张大千亲口对我说,《红衣大士》这幅7尺的大画,是仿榆林窟中唐人壁画的作品。为了作画,他当初必须爬进一个洞里才能看到这幅壁画,人在洞中是站不直的,要抬起头才看得到画,同时要另一个人带着两个马灯跟他一起爬进去,把马灯打在墙上。在洞内他先把线条勾好后,再爬出洞口,这个过程很辛苦。而且这幅画用的是帆布,必须先打蜡,让布结实,然后再把蜡洗掉才能作画。当日连张大千都说:“自己年纪大了,再也临不出这样的画了。”我很喜欢这幅画,当下向他表达想买下的心意,但张大千自己是不跟人讲价钱的,后来,我托了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友人向他买画。大概因为我把张大千在香港的字画价格从此抬上去了,他竟然愿意出让,所以,我就幸运地又收藏到这幅重要的作品。

  张大千的画作我基本上不外借,上一次外借都是20年前了。我的好朋友林木和及陈筱君筹办画展时,我把《红衣大士》和《龙女礼佛》借给了他们。展出之后,一位专收张大千画作的收藏家来找我,他出价4000万元希望我出让,当时那是一大笔钱,但我回道:“让我玩一玩,我不玩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让给你。”到现在,我都一直珍藏着这两幅画。

  采访者:您后来又是如何促成了清玩雅集的成立呢?

  蔡一鸣:1978年以前,台湾只有三个半的收藏家,一位是远东航空公司的创办人胡侗清,第二位是国泰信托董事长蔡辰男,第三个是我,而那半个就是鸿禧集团董事长张秀政的家族,那时候他们才刚开始通过拍卖公司搞收藏。

  后来随着台湾经济的繁荣,股市上冲到1万多点,台湾的收藏家开始踊跃地在拍卖公司交易。到1992年,收藏人数已经不少了。有次,我在飞机上碰到寒舍(台湾寒舍艺术中心)的老板蔡辰洋,他建议我出面成立一个像香港敏求精舍一样的收藏团体,让新进的收藏家彼此有一个交流、切磋的机会。那时候,我刚好担任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所以我就同意出面号召。

  收藏团体需要命名,当时很多人提供名字,我都不满意。后来我想到曾在《故宫文物月刊》看到一篇文章,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套古书,专门讲述收藏的事,书名叫“清翫”,内容包括“清翫字画”“清翫瓷器”“清翫铜器”等。以古字来看,“翫”字就是“玩”,“清翫”也就是玩赏的意思。在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个字了,只有在日本才有“翫”字。收藏团体的名称如果用“玩”字,感觉不够慎重,所以就决定用“清翫”。我刚提出建议时,也有人不怎么赞同,后来故宫瓷器专家那志良和我们一群收藏家联谊时,听到“清翫”的名字,直说“很好”,大家就同意用“清翫雅集”来命名了。

  当时香港敏求精舍选择会员的标准非常严格,要看你收藏的东西是否够水平,而且他们也不希望会员是拿古董做买卖的,要求真正的收藏家才能入会。清翫雅集也一样,我定的规则是,一位会长最多做一任,一任最多两年,之后一定要换,大家轮流做会长。至于会员,一开始我们采取主动邀请有分量的收藏者加入,而且要开大会,取得每一位会员的同意才能入会。初创时的构想是希望每个月聚会一次,每次聚会时,大家可以把买到的古董珍品拿出来交流讨论。现在我们还是维持每个月的聚会。那时,我也希望在拍卖会之前,大家可以沟通一下,如果有人想买某个标的,别人就不要去抢了,免得哄抬价格,但这个构想后来证明行不通,因为看到好东西,大家照样抢。

  采访者:您收藏的资历长达31年,其中有什么甘苦可以与大家分享吗?

  蔡一鸣:我最反对收藏投资,买收藏品时,我从来没想过要作为投资。但人心都是一样的,你收藏的古董,买进的时候值1万元,后来变成20万元,虽然没有卖掉,还是很开心;但有时也会高价买进,后来变得不值钱了,那感觉就很不痛快。

  刚开始收藏时,我每次去拍卖会都很不痛快,但还是要去。比如说下个月有拍卖会,我这个月就要开始准备钱了。因为我们不是亿万富翁,所以到拍卖会前要先规划一下,筹一笔钱。假如买到一件东西,买得太贵,会心痛;如果买不到,心里又泛起波澜,可以说是患得患失。有时你想了很久的古董终于买到手了,你还是不痛快。为什么呢?因为花了很大一笔钱,买到手之后也只能摆着看,又不想卖,有什么大用处呢?但现在年纪大了也就习惯了。

  今年我82岁,现在到任何一个拍卖会去,都是年纪最大的收藏家,而且我还会亲自举牌竞标。只是现在的古董价位都太高了,我的心态是买不到也就算了。

  见过那么多收藏家,我认为,认真的收藏家是一种病态心理,心里头的占有欲会很强,他希望买到的东西是只有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建议想进入收藏领域的人,只要做一个喜欢文物的收藏家,但不要做认真的收藏家,也就是不要太着迷于收藏,心态要很潇洒,收到也好,收不到也好,看看就可以了。有空到博物馆、美术馆看看,或者欣赏朋友的收藏就不错,有这种心态会比较长寿。我自己曾经是一位认真的收藏家,现在,我不希望再做一个很认真的收藏家了。

  采访者:您提到有时高价买进的古董,后来变得没那么值钱,这是什么原因呢?

  蔡一鸣:我曾经买过很贵的古代陶器,比买瓷器还贵。瓷器多是传世品,但陶器都是地下挖出来的。中国文物政策未开放时,陶器流出海外的不多,所以价格贵。可是后来出土的越来越多,现在变得没人要了。

  1981年,我曾经在香港拍卖会上看到一个唐三彩的盘子,盘面上绘有天鹅,颜色很漂亮。当时这种文物非常稀有,估价100万港元,但我资金不够。那时有一位香港的古董商愿意跟我合伙,我出50万,他出50万,但我后来一想,我是想买来收藏的,但他是古董商,是做买卖的,合伙买进之后,他要卖,我不卖,这可怎么办?所以最后我没答应合伙。还好当初没有买成,现在这个盘子10万港元也没人要。因为从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无法控制数量,陪葬的制度是远古以来中国人的传统,就算是一个要饭的,死了也会拿个破碗陪葬。文物政策开放之后,曾有3到5年间,每天至少有3到4条满载古董的船走私到澳门去,但后来供给过多,东西没人要,船也不走私了。

  采访者:您曾经因为没买到哪件珍品而懊恼很久吗?

  蔡一鸣:我虽然主要收藏瓷器和书画,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收藏品。现在回想我的收藏史,我有些后悔,后悔如果那时候我不要太考虑价格,就可以买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很多好古董早期的价钱仅有现在的五十分之一。2009年11月在保利集团的拍卖会上,我看见了两件珍品,都是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拍卖会上与之失之交臂的宝物。

  1995年我到纽约看儿子,一家拍卖公司拿了一批书法册页给我看,其中有苏东坡和曾巩的书法。我一眼就喜欢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曾巩的那一页《局事帖》,里头有几十个字,定价8万到10万美元之间。我心想,美国人向来较少收藏中国书画,所以我跟拍卖行出价18万美元,加上佣金共是19.8万美元,结果没标到。得标的是一位比利时人,得标价加佣金共55万美元。后来据我了解,这位得标者的背后有位中国顾问,他懂中国字画,但无资金,所以他向这位比利时人建议买进,未来增值赚钱后,再分一笔钱酬谢他。

  再次看到这幅《局事帖》,就是在2009年11月保利集团的拍卖会上,它以1.09亿元人民币打破当时中国书法拍卖的成交纪录。这幅1000多年前的《局事帖》尺寸仅29×38.2厘米,但却是曾巩存世的唯一墨迹。只不过十多年光景,这幅书法就从48万美元飙到近2000万美金,增值近40倍,简直是暴利。

  另一件珍品是明朝初期一位知名的书法家宋克的作品,台北故宫现存有不少他的作品,但在民间他的作品流传的却很少。1993年我也是在美国的拍卖会目录上看到宋克的草书作品,我一看定价,好贵,8万至10万美元。拍卖前一天,我打电话给纽约佳士得书画部的马成名先生,我问他,有没有台湾或香港人要出价呢?他说,都没有。我说,那这样好了,我出8万美元,多一块钱我也不要。结果拍卖结束后,我听朋友说宋克的作品以8万美元成交,我很开心,以为买到了。但过了两天,佳士得都没来通知我,第三天我打电话去给马先生,我说:“小马,宋克的书法我买到了,你怎么没有通知我?”他说:“我查一查。”结果一查,他说:“不是你,是别人先举牌出价8万买到的。”后来我探听,是一位洛杉矶的华侨买去的。2009年,嘉德拍卖会上又出现了这幅作品,得标价已经超过了1000万美元,涨了100多倍。

  采访者:您的收藏对您的家族有什么影响吗?

  蔡一鸣:我的家族长久以来就有堂号,叫“乐山堂”,我开始收藏后,就沿用这个堂号,对家族的传承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的大儿子和孙子都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念书,我大儿子义务在学校的董事会帮忙,他曾经把收录我的收藏品的两本书《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送给学校美术馆。最近,建筑大师贝聿铭帮康乃尔大学新设计装修的图书馆开幕,学校希望举办画展,就向我儿子借展品,指定要清朝王翚的一幅《群峰雪霁》。王翚跟清初另外三位名画家王时敏、王鉴以及王原祁并称为“四王”,这幅画是他在46岁左右时画的,画风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的作品很少了,因为他之后的画作都受到明朝蓝瑛的风格影响,画风就转变了。也因为这次康乃尔大学的邀展,我的儿子和孙子才发现我的收藏原来蛮受美术馆的重视,以前他们并不了解,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供稿)

    相关热词搜索:蔡一鸣 收藏

上一篇:许恩福:广彩急需提高自身变革
下一篇:何浩庄:当代北宋官瓷应两条腿走路

分享到:  
联系我们 

电话:4000-418-428

Q Q:1472871796

邮箱:news@chnart.com

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