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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远东古文明博物馆

远东的珍藏
2013-03-04 15:48:37   来源:美术报   点击:

远东古文明博物馆里面藏有中国文物10万件之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彩陶器,它是除中国之外的最大收藏,全是安特生的发掘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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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在远东博物馆里的安特生当年发现的马家窑彩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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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晚于马家窑型的半山型陶罐,图案已经有抽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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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厂期的彩陶罐,罐上的无头蛙是谷神

  瑞典前驻华大使夫人罗塔是我的朋友,她是个中国迷,甚至学会了画中国画。她曾邀我去大使馆作客,给我看她收藏的一些中国古董。在那里,我发现了斯文·赫定和安特生的照片,从而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瑞典,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人并不在少数,然而能算得上是顶级“中国通”的却只有三四人,其中与美术有关的是斯文·赫定、安特生和喜龙仁。他们虽不是画家或是雕塑家,然而对中国美术所作出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任何一位画家。

  为了寻找他们,在斯德哥尔摩我四处寻觅。在船岛,我偶然进入了一幢掩映在绿荫丛中的黄色建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远东古文明博物馆。误入这座博物馆是我在瑞典的最大收获,我意外地得知安特生和喜龙仁这些中国通们的研究成果几乎全部藏在这里,在这天之涯、地之角与这些远古的遗珍劈面相逢。对于瑞典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东方情调的展场,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处可以引起他们“他乡遇故知”无限感慨的地方。

  远东古文明博物馆里面藏有中国文物10万件之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彩陶器,它是除中国之外的最大收藏,全是安特生的发掘所得。陈列室展柜里的那些彩陶虽然远隔万里,然而对我来说十分眼熟,多年来我就是以它们为教材来讲述《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我知道它们所属的每一个型期,但却从来不知道它们竟然被收藏在这异国他乡。一件马家窑型的敞口彩陶钵,赤红色的陶,器内用黑彩画着一只青蛙,蛙身上是网纹。器外也有纹样,是简化了的蛙腿,在波状图案中隐现,当中还有表示蛙卵的黑点。这件彩陶的图片被我举例了无数次,我用它来说明古代人用蛙来作为生殖崇拜的象征,因为蛙的生殖能力特别强,生存能力也特别强,既能生存于陆地,也能生存于水中。在陕甘一带至今还有画蛙来求子祈福的习俗,因为“蛙”是“娃”的谐音。柜中的另一只双耳彩陶壶上也画着青蛙,但那只蛙却是没有头,只有屈曲着的四肢,就像一个人形。比起上一只蛙来,它已经年轻了500岁,是马厂型的代表器,那只蛙是古人眼中的“谷神”,是希望青蛙那无穷无尽的生殖力能使田地中的谷物丰产。还有一只画有双龙纹太极图的双耳壶更是珍贵,那是中国最古老的太极图,周围缠绕的双龙实为交尾的伏羲和女娲,这件陕西出土的彩陶已经有6500多岁的年纪了。当我在课堂上为学生们滔滔而讲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这些知识来源于一位百年前老外的研究成果。

  在安特生之前,中国人对彩陶一无所知。重文轻科的中国人习惯通过典籍来阅读历史,从来不通过文物来发现历史。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只有3000年,人类的早期史只能附骊于神话,封建时期的中国人甚至视从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为不吉。眼前,一只红陶的双耳尖底瓶就静静地横卧在橱窗里,细长的器身,微有起伏,光滑得如同瓜匏,上面还留有细密的篾划纹,这是史前古人留下来的痕迹。两只系耳安装在靠底部,古人就把它悬挂在三叉枝上,架在火上烧开。水的重量集中在瓶底,就能保持直立状态,打水或倒水时,只需要轻轻一按,瓶口就会轻巧地倾斜,从而达到省力的作用,这是古人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来作的发明。连渊博多识的孔子见到这种尖底瓶时竟茫然,不知这是上古太初之器,便主观地称它为“欹器”,将它誉为“中则正,满则倾”的道德良器。这类尖底瓶,国人以前并不识,同类的只是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尼亚发现过,安特生便认为这是自西方流传而来的文化,从而提出了“中华文化西来”的论断。这一观点吸引他循黄河从河南一直走到青海,想找到西来的源头。不过,安特生晚年意识到了错误,就他的主观判断道了歉,收回了他“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安特生最大的贡献是教会了中国的科学家如何通过田野考古的方法去分析地层,如何去分析出土文物。他从科学的角度给中国人一个方法,他的发现是对于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安特生之后的无数次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他对中国彩陶的推测和判断是正确的。

  安特生原来的专业并不是考古,他是瑞典的一位地质学家。他出名很早,到过南北极考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他在1914年应邀来中国,在农商部任矿政司顾问。当时的北洋政府延聘这位洋教头的本意是想实业救国,雇他来找矿采矿。但安特生却在找到几座富矿之后,无意间从“龙骨”中发现了北京周口店的地层里有动物的化石。他通过发现的两颗猿人牙齿在中国发现了新的人类,这是在亚洲第一次发现人类的化石,这就是“北京猿人”。以后陆续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证实了他判断的正确,他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者。

  就是这个发现使安特生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北京猿人使他从一位地质学家转变成了考古学家。

  安特生得知在河南一带也有大量的龙骨出土,结果在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后,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和工具,安特生将它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在亚洲第一次出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史前史上的一个空白。安特生又继续前往甘肃和青海地区进行考察,一次,他在兰州为一群学童做彩陶的讲解,随即就有人拿来了几只完整的彩陶让他买下。几个月后,他雇了整整25辆马车来装运他收购的文物回京,从此,蕴藏在西北厚土之下的彩陶文化之谜被他揭开,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彩陶,蕴藏量更加丰富,制作更加精湛优美,而分期也更多,一共有50多处遗址,有仰韶型、马家窑型、半山型、马厂型、齐家文化,为中国古代的陶器提供了多种形式。

  安特生一共发掘出了大约3万件未经修复的陶片陶器,由于在这些考察中有瑞典皇家的经费资助,也有瑞典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参与研究分析,更由于当时的中国缺少研究的人才和条件,所以中国政府和瑞典签定了协议,同意安特生把他发现的彩陶运回瑞典进行研究,在研究完成后,再把其中的一半归还给中国,两国共享发掘成果。对于这一切,安特生都照办了,他回国后任新成立的远东古文明博物馆馆长,整理出了400多件彩陶,对它们进行建档、保护、修复和定名,然后在9年中分7次将同样数量的彩陶归还给了中国,现在远东古文明博物馆里的这些彩陶就是他留下的那一半。其中,标有“P”字母的文物被送还了中国,而标有“S”字母的则留在瑞典。现在馆内陈设的彩陶底部,有些还能看得到暗淡的“S”字母。而送回中国的那一半则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劫难之后,则片陶无存了。

  馆内还陈列有安特生当年来华时的护照、农商部的聘书,以及中国方面接受交还彩陶所打的收条。安特生的工作不是不道德的劫掠,而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就凭着安特生在中国的这一系列重大发现,称他是中国考古学的拓荒者、北京猿人之父和仰韶文化之父都是无愧的。

  远东古文明博物馆里还收藏有大量的青铜器,都是商周时期的文物。这是瑞典人在华工作时的副产品。1916年,当时的古斯塔夫王太子访华,安特生乘机请他宣布发现了北京猿人的消息,并陪他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参观。古斯塔夫是个中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还是个考古爱好者。他在去看望为中国京沪铁路工作的瑞典人时,意外地发现在工程师卡尔贝克的库房里堆着大量青铜器,这些都是在铁路工地出土的。古斯塔夫便出钱买下了这700多件青铜器,以后,他又让卡尔贝克和其他在华工作的瑞典人搜集购买到很多商周到汉时期的青铜器,运回国去,把它们尽数捐赠给了远东古文明博物馆。以后古斯塔夫登基成为国王,更是加重了对远东古文明博物馆的投资和建设。瑞典在1919年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就是由他任主席,这个委员会给安特生在华的考察和发掘提供了资助。在国王的带领下,很多瑞典人热爱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形成了一种很好的风气。

  鉴于安特生对中国地质和考古工作的贡献,已经在北京周口店遗址门口为他竖立了一座铜像,这位一生热爱中国的瑞典学者已经把他的魂安放在了这片他挥洒了无数汗水的土地上。( 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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