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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官窑概论(上)
2013-06-07 10:20:36   来源:中国文物报   点击:

在错综复杂的南宋官窑问题的研究上,只有充分尊重客观事实,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摒弃主观推测和凭空想像,才能驱散遮蔽南宋官窑的迷雾,揭示出南宋官窑的原貌和发展脉络。

  恩格斯说过:“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这就是说,客观事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脑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便可得出真理,若偏离事物真相、违背客观规律,所得出的只能是谬论。在错综复杂的南宋官窑问题的研究上,只有充分尊重客观事实,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摒弃主观推测和凭空想像,才能驱散遮蔽南宋官窑的迷雾,揭示出南宋官窑的原貌和发展脉络。

  余姚官窑
 
南宋  余姚官窑青瓷香炉 高8.6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南宋  余姚官窑青瓷香炉 高8.6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在慈溪低岭头(宋属余姚)发现了一处南宋青瓷窑址,所烧产品分为二类,一类为施透明釉的青瓷,大多饰刻划花,这类青瓷的数量较多,做工略显粗糙,另一类为施乳浊釉的青瓷,以素面为主,常见的釉色是泛白的嫩绿色和淡天青色,这类青瓷产量较少,制作相对精致一些。因为这是越窑衰落后不久在越窑故地设立的青瓷窑场,发现此窑时又受相关出土资料及古籍记载的局限,所以人们在认识该窑的属性时陷入迷惘,把它归入越窑的范畴而称之为“越窑的低岭头类型”。1994年,有人披露了《中兴礼书》关于南宋朝廷命令越州、绍兴府余姚县烧造陶瓷祭器的记载后,我便认为这类窑场属于南宋官窑的范畴,其正确的名称应为余姚官窑。
 
  1998年和1999年,人们对低岭头西边的寺龙口唐宋青瓷窑址进行了二次发掘,南宋堆积层出土的青瓷残片,制作工艺和外观特征与低岭头窑址遗存的基本一致。除了低岭头、寺龙口的南宋青瓷窑址外,开刀山等地也分布着类似的窑址。从产品的状况判断,这些窑场的设立时间应有早晚之分,而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的记载表明,余姚官窑的窑火一直到南宋中期尚在燃烧。对南宋朝廷而言,余姚官窑烧制御用青瓷的主要时段在绍兴元年(1131)至绍兴十三年(1143)之间。《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四月三日,“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绍兴四年四月,“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同时,朝廷还命令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瓦太尊二十四只”。古代“陶”通“窑”,故“陶器”等于“窑器”,它是窑炉烧成之物的统称,包括瓷器和陶器二类制品,不过,“陶器”在宋代通常指瓷器,“瓦器”才是陶器的专称。能清晰印证《中兴礼书》记载的,是绍兴、杭州出土的余姚官窑铭“御厨”款的青瓷盘残片,这类盘均饰刻划花,施透明釉,制坯不精。宋高宗于建炎四年(1130)四月驻跸越州(今绍兴),绍兴二年(1132)正月回临安府(今杭州)。无疑,绍兴出土的“御厨”款青瓷盘残片,是宋高宗暂栖越州时余姚官窑烧造御用陶瓷器的力证,而杭州出土的为数较多的“御厨”款青瓷盘残片,更显示出内窑设立前朝廷在陶瓷制品上对余姚官窑的依赖。当然,“御厨”款残瓷的价值不止这些,它另外至少说明了四个问题:(1)由于朝廷祭祀所需的陶瓷器数量有限,所以余姚官窑所烧的御用青瓷,主要为日用器皿。(2)统治者不仅喜爱做工较精的乳浊釉青瓷,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大量制坯较粗的透明釉青瓷。(3)“御厨”款只是窑工在装窑时为区分不同属性的器物而做的窑位标记,无款的产品中,有些亦为宫廷用瓷。(4)“御厨”款证明余姚官窑是御用陶瓷器与商品瓷同窑合烧的,尤其是透明釉青瓷,应在商品瓷中占较大的比重。
 
  “靖康之难”对汴京的朝野之人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靖康传信录》记载:“宣和七年冬,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寇……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狄之计……宰执日聚都堂,茫然无策。惟遣家属散之四方,易置东南守臣,具舟楫,运宝货,为东下计……而宰执裒聚金银,自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六宫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复索之于臣庶之家……自金人议和,誓书既行之后,朝廷日运金帛之属,输其军中,名果珍膳御酝之饷,冠盖络绎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宝带鞍勒以遗之,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 《靖康纪闻》记载,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未尝下城,杀掠者皆溃散军兵辈耳。自早至夜,旧城诸门悉开,新城里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四日,“有榜云:‘应民间金银,限十五日前纳入官。出限不纳,私有藏匿者,并依军法。自令后,不许以金为首饰器物等。’……传闻一壁所括者,日不下数十万两。禁中诸宫什物、诸王宫主第什物暨龙德宫、宁德宫八殿所有,一铢一两,无不括纳。车载而去者,络绎于道。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帅台令,候根括金银尽绝中来,当遣大军入城搜空。当体此意,不可误事。’士庶读榜,相顾失色,莫不疑惧”。北方官民在南渡时,又遭遇了巨大的灾难。《建炎维扬遗录》记载,建炎二年(1128)“二月初三日巳刻,得天长报,始知蕃贼至。上闻之,乃身披甲胄,匹马出门,唯内侍五六员护圣军,随行者数人而已。上天性慈仁,亦未尝呵止百姓,第与路人相先后,观者无不骇叹。申刻渡江至京口,宿府衙。先上起维扬时,潜善、伯彦尚在堂中会食,或有审其事实者,犹以前言为对,及堂吏报急,称驾已起矣,二人始趋出,驱马前驰。自此官吏百姓,出门致死,至于相籍。比前三日又数倍矣。将晚,蕃人至杨子桥,应系官私般载,舳舻无虑万计,悉为虏人所有。初四日,贼至瓜洲,贵贱未渡江者,十犹五六,贼既紧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几何也,妇女被驱虏,愿死不去,有虏而去者,又不知其几何也。金帛珠玉,捐弃江岸,如堆山阜,非金人即为无赖辈所得”。据此可知,北宋宫廷和京城居民的财物在南渡前已被金人大量掠走,渡江时,不惟御用的“卤簿仪仗、舆辇、宫架、祭器、法服散失殆尽”,而且半数以上来不及渡江的官民所带的“金帛珠玉”,也都被金人或“无赖辈”攫去。那么,南迁之人所携的瓷器等日用品的数量,必定是有限的。为满足南渡的统治者和百姓对窑业制品的迫切需求,来自汝窑等北方窑口的窑工便在越窑的废墟旁设窑烧造朝野所需之物。然而,早在北宋晚期越窑衰落时,宁绍地区支撑大规模窑业生产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所以,余姚官窑的制瓷业始终被局限在较小的空间里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尽管余姚官窑的烧造规模不大,但它在宋代官窑发展序列中的地位却异常重要。它在兵荒马乱之秋将汝窑等北方窑口的工艺糅合融会,所烧制的素面青瓷几乎具备了北宋清凉寺汝窑、张公巷汝窑的基本风貌,刻划花青瓷也明显带有耀州窑等窑口的印记,而最能凸显其自身特色的,除了许多以往不曾有的器型外,就是被南宋人称为“艾色”的釉,以及支烧工艺。所谓“艾色”,是与春天初生的艾草颜色接近的泛白的嫩绿色或浅青色,这类釉施得不厚,然外观上则又显得滋润丰腴。在各种窑具中,齿口筒形支烧窑具为其独创,齿的顶端呈方形或长方形,这种窑具制作成本低,因支托面远远大于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故降低了废品率,这与南宋初期统治者崇尚简朴的宗旨相符。内窑设立时曾一度使用过类似的窑具。此外,重复施釉的工艺在余姚官窑乳浊釉青瓷上已较多地采用,这对内窑等后设的南宋官窑影响颇大。很显然,余姚官窑是宋代官窑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环节,它是南宋官窑统一体中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平江官窑
 
  北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府。此地历史悠久,春秋时曾为吴国都城所在,秦统一中国后,这一带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豪族麇集。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记载:“重和戊戌岁,平江有盘门外大和宫,相近耕夫数人穴一冢……耕者得古器物及雁足镫之类,以为铜也,欲贷之,熟视之,乃金,因分争至官,时应安道逢原为郡守,尽令追索元物到官,乃遣郡官数人往闭其穴,观者如堵。” “重和戊戌岁”即重和元年(1118),村民盗挖的这座大墓的残碑上有“中平年”字样,故被认为是东汉晚期孙策之墓。此墓的确切位置在唐宋文献中均有记述。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云:“盘门……东北二里有后汉破虏将军孙坚坟,又有讨虏将军孙策坟。” 宋人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云:“汉豫州刺史孙坚及其妻吴夫人、会稽太守策三坟,并在盘门外三里。” 宋人范成大于绍熙三年(1192)记录那座大墓被盗的情况时,还附带说:“后郡置窑其旁,取土为砖埴,号官窑。” 这是平江有官窑的明确记载。这座官窑有三点是清楚的:(1)它是平江府所辖的州府一级的官窑。(2)烧制砖瓦为其主要任务。(3)盘门外为一马平川,故此窑的窑型应为馒头窑。然而,尚不明了的亦有三点:(1)该窑烧制的砖瓦供谁使用?(2)除了砖瓦,是否还兼烧他物?(3)范成大所说的“后”,是个不确切的时间概念,该窑设于重和元年之后的北宋末年,还是南宋早期?在未发现窑址前,还无法作出判断。
 
  宋室南迁之初,祭祀所用的陶瓷器主要由余姚官窑供给。《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圆坛上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因平江府只此一次承担了朝廷下达的烧制祭祀“陶器”的任务,故没有必要专门设立窑场来烧造数量如此之少的祭器,它们当在既有的窑场中搭烧,这个窑场不知是盘门外的那座官窑,还是平江府辖境内的别的窑业作坊?“陶器”虽包括瓷器和陶器二类制品,然在宋代,“陶器”通常指瓷器,那么,平江府为朝廷烧制的“陶器”究竟是瓷器还是陶器?这些问题均需等相关遗址、实物发现后,方可找到答案。目前所能肯定的是,南宋时期平江曾有过为朝廷烧造祭祀用器的窑场,仅此而已。
 
  内   窑
 
南宋  内窑青瓷洗  口径 21.5厘米
南宋  内窑青瓷洗  口径 21.5厘米
 
  内窑在宫廷用瓷上所具有的昭灼地位,使之博得了文人的盛赞。《垣斋笔衡》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这条记载,文字虽不多,信息量却较大,而需要认清的问题则有五个:第一,从字面上看,内窑仿佛是在“中兴渡江”后迅即设立的,其实不然,“中兴渡江”后余姚官窑率先承担了御用陶瓷器的烧制任务。第二,“邵成章”为误记,邵局的统领者为“邵谔”,邵局不是虚设的机构,而是统领“百工”、权力极大的朝中特设部门。第三,“故京遗制”指的是北宋官窑的制度,内窑的技术源于余姚官窑。第四,修内司在这里是被作为内窑旁边的标志物的,它同时为监烧机构,纯属巧合。第五,北宋政和年间朝廷设立的窑称为“官窑”,南宋朝廷在“郊下”设立的窑也称“官窑”,但是,《负暄杂录》的“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之语中的“官窑”,绝不是“郊下”的那处“官窑”,而是指内窑,这座在南宋官窑中为魁的窑为何不称官窑而名为内窑呢?这是由它为临安府设立和管辖的特殊性决定的,因该窑专为大内(宫城)服务且与都城外的官窑有别,故被巧妙地称作内窑。值得一提的是,内窑的“内”不是修内司的简称,所以,今人所谓的“修内司官窑”之名,是错误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杭州万松岭东侧的山坡上出土了大量的黑胎乳浊釉青瓷残片,当时人们只认定其为南宋官窑的制品,而未对遗址的属性进行探索。此地附近为南宋修内司营所在,据我考证,这处遗址属于内窑的废品堆积区。文献记载和热释光测定数据表明,内窑约设立于绍兴十四年(1144)前后。由于内窑是在宰相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的背景下开始“造青器”的,又有邵局的统领和修内司的监督,故在工艺上精益求精,使产品的质量达到南宋官窑的巅峰。内窑遗址出土的瓷片,做工极精,釉质绝美,这说明《垣斋笔衡》、《负暄杂录》对内窑青瓷所作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器物多以紫金土做胎,成型规整,修坯细致,普遍施三四层釉,少数不开片,开片者中又有少数为交错分层开片,粉青、天青为上等釉色,乳浊而略透明的釉层,有着别样的莹润感,十分魅人。内窑青瓷在烧制时,垫烧和支烧二种方法均采用,部分坯件用齿口窑具和类似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外底留有长方形、方形和细如芝麻的圆形支烧痕,它们成为这些内窑制品的胎记般的标志。据此,我曾确认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收藏的南宋官窑青瓷香鼎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南宋官窑青瓷长方形盆为内窑的产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南宋官窑青瓷洗,制作甚为精致,器身布满交错分层开片,外底留有两种支烧痕,内区为8个细小的圆形支烧痕,外围是10个略呈方形或长方形的支烧痕,这表明此器是将齿口窑具和支钉的支托点组合在同一平面或用特制的窑具支烧的,从各方面看,这件精心烧制的青瓷洗无疑为内窑的上乘之作。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南宋官窑青瓷花口套盘,五曲形,釉呈粉青色,通体有交错分层开片,其造型、釉面特征与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南宋官窑青瓷花口套盘相同,我在大英博物馆审视这件青瓷花口套盘时,发现它的口沿破损处露出的胎质,与内窑遗址出土的一些瓷片的胎质一致,而青瓷花口套盘曾是汝窑青瓷的常见品种,内窑生产的青瓷花口套盘更为精美多样,内窑倒闭之后设立的续窑所烧的青瓷套盘则为圆形,故可认为这类青瓷花口套盘系内窑的制品。以内窑青瓷独特的造型、胎釉、工艺,对清宫遗存及流散的南宋官窑青瓷进行仔细比照,不失为辨认内窑完整器的有效方法。
 
  由于内窑是应“修礼乐以文太平”之需而设立的,所以其命运与邵局紧密相连,绍兴三十二年(1162),邵局主管者邵谔被罢职,邵局的使命随之终止,迫于朝廷建筑用地的压力,不久,内窑在无奈中熄灭了窑火。虽然内窑的历史犹如昙花一现般短暂,但内窑取得的卓异成就,却为后续的官窑树立了典范。(作者:李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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