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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一)
2012-08-27 17:02:33   来源:权奎山   点击: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

  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型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主。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官”字不是“官窑”之意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意。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瓷 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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