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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窑:西部的辉煌(上)
2012-07-27 16:09:18   来源:   点击:


  20纪30年代中期的四川,真可谓灾难深重:时而洪水肆虐,时而赤地千里。风灾、雹灾、蝗灾,毒患、匪患、疾患,铺天盖地而来。为了镇压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政府又调兵遣将,陈兵于四川各地。或许是为了筹集军饷,或许是在老百姓身上已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刮了,于是,驻扎在成都、邛崃的军队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成都郊外的琉璃厂古代窑址和邛崃城外的十方堂古代窑址。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早在清末民初,一些“先知先觉”者即在这里“淘金”,随之,邛崃和成都出现了专销邛窑古陶瓷器的“专肆”。之后,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的中外专家对琉璃厂窑和十方堂窑进行过一些调查,也收集了一些瓷器标本,并上报国民政府请求进行考古发掘,但遗憾的是未能获准。

  1935年,陈国栋军队在十方堂窑址揭开了大规模非法盗掘的序幕。大概是军队严加保密或移防的原因吧,陈氏的这次盗掘并不被人们广为知晓。1936年夏天,陈氏军队又在成都大肆盗掘琉璃厂窑址,而驻防邛崃的唐式遵军队则在十方堂窑址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盗掘。大约5、6月间,军民齐集三四百人,在军官们的直接指挥下,夜以继日地向古代文明攫取。但见在铁锹、锄头的挥动之中,一件件精美的陶瓷器从地层中露出峥嵘。乱挖乱掘,使整个窑区几被翻了个个儿。省内的古董商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生意火暴。唐式遵则把这些珍奇宝贝运到成都、重庆、上海去牟取暴利。那些绿、黄、青、黑、紫等五颜六色的瓷器,很快都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元;还有许多色彩斑斓的瓷片,成了唐式遵和其他达官贵人美化公馆的镶嵌材料。

  邛崃十方堂被盗掘卖掉的古陶瓷器及其精美残片价值几何?借用一个对上述事件进行过调查的外国人的话来说:“其价值可能达到3万美金以上”!当时的3万美金到现在何止百万!邛窑古陶瓷的盗掘、流散,轰动了社会各界,评论邛窑和邛瓷的文章出现在国内外的学术杂志上,新闻报刊的报道更是连篇累牍。以此为契机,邛窑古陶瓷器不仅在上海市博物馆公开展出,还先后成为四川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和国外各大博物馆的珍贵藏品。

  然而由于邛窑大量精美完整的器物不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来的,时移境迁,人事全非,精美的四川邛窑瓷器在昙花一现之后,渐渐地被人们遗忘。邛窑历史成就的辉煌,又被历史的尘埃封闭了。

  公元2001年4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川省文物管理局、邛崃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召开的“中国邛窑古陶瓷科技考古研讨会”,在“江山如画,天府南来第一州”的邛崃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博物馆、考古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对几十年来邛窑古陶瓷研究的大量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估;参观、考察了十方堂、固驿瓦窑山等古陶瓷遗址;参观、鉴赏了邛崃市文管所和邛窑古陶瓷博物馆的大量藏品。所有这些活动使专家、学者们茅塞顿开,大开眼界,群情激动。他们惊讶了,感叹不已,纷纷挥毫泼墨,题词著文,齐声赞颂“邛窑”、“邛瓷”——这一古代蜀人创造的科技和艺术紧密结合的文明瑰宝。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所说:“邛窑”和“邛瓷”,真是“沉睡上千年,一醒惊天下。”!

  请听全国一流古陶瓷专家和考古学家的权威评论:

  中国历史博物馆资深研究员俞伟超先生说:“唐代邛窑在制作以铜、铁着色的多色彩瓷器方面有首创之功。”

  对邛窑遗址考察研究长达数十年的老专家陈丽琼女士说:邛窑是“中国彩绘瓷的发源地、彩绘瓷的故乡”;她开创了“中国瓷器与科技发展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古代陶瓷艺苑中一枝绚丽的奇葩。”

  全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南京博物院资深研究员张浦生先生说:“邛瓷在着色用料上品种俱全,除常见的酱色、绿色外,还有铜红、钴蓝。由此可见,四川邛崃窑彩瓷不亚于湖南长沙窑,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当有一定的地位。”

  全国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员耿宝昌先生说:“高低温釉下彩、三彩更是‘邛窑’的代表作品,均较早烧制成功,其工艺传播于江南诸名窑,而湖南长沙‘铜官窑’受其影响最深”, “‘邛窑’在陶瓷领域别树一帜,声溢四海”。

  权威专家们的权威性论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陶瓷史将作重要的改动,中国陶瓷史将更加灿烂辉煌。

  诗圣眼中的“大邑烧瓷”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白釉瓷的国家。白瓷始烧于北朝的北齐,成熟于隋代,普及于隋代,至唐代已十分兴盛发达,其中以邢窑白瓷为代表,与南方地区越窑青瓷并驾齐驱,世称“南青北白”。笔者在成都市区拾到一块白色陶片,系灰胎,外施白色化妆土,据此推断,可能早在汉代,蜀地就能烧制白色陶器。笔者在青羊宫窑址附近收集的一只隋代的大饼足米黄色敞口碗表明:隋朝时,邛窑已能烧制白瓷。到了唐代,邛窑烧制出成熟的高档白瓷,就绝非偶然了。

  成书于清嘉庆二十年的《景德镇陶录》(卷七)在“蜀窑”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唐时四川邛州之大邑所烧(白瓷),体薄而坚致,色白声清,为当时珍重。《杜少陵集 韦处乞大邑瓷盏》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叩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首句美其质,次句美其声,三句美其色。蜀窑之佳已可想见”。

  笔者以为,杜甫诗中所说的“大邑烧瓷”就是邛窑烧制的精美白瓷。论胎质“轻且坚”,说釉色“胜霜雪”,叩其声“如哀玉”,难道还不精美吗?否则,杜工部先生是绝不会去韦少府处“乞”“大邑烧瓷”的。“乞”到手后,还吟诗赞之、颂之,感慨如此精美的“大邑烧瓷”竟然“急送茅斋”,真是怪“可怜”的。

  据笔者考证,杜甫是唐乾元二年(759年)岁末到达成都的,最初住在西郊浣花溪的草堂寺里。以后两年,不断地营造和扩建居所成都草堂,其间他向韦班“觅松树子栽”,又“乞大邑瓷碗”。事成之后,写诗两首:一首是《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一首是《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韦班何许人也?乃“少府”是也。“少府”是官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隋、唐时期的“少府监”,即管理百工技巧政务的官员;一个是指县尉的别称。在唐代,一县之长的县令叫明府,县尉亚于县令,故称少府。在唐代,县尉的职责是:“亲理庶务,分割众曹,割断追征,收率课调”,即相当于现代主管经济的副县长。无论“韦少府班”是“少府监”也好,是“县尉”也罢,均可说明一个事实:“大邑瓷碗”应是官营陶瓷手工业的产物,是数量不多的精品,一般都为达官显贵所享有。

  精美的“大邑烧瓷”是邛窑烧制的,有何证据?编写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笺注完成于嘉泰四年(1204年)的《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中收录了《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诗。在这首诗的标题下,《诗笺》的编写或收录者南宋建安人蔡梦弼特地加注“大邑在临邛”。“大邑在临邛”是符合唐宋时期地理沿革的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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